微博時代的危機公關

在新的輿論環境和社會格局下,政府機構及其工作人員如果還不能冷靜應對,無法在互聯網的雜音中執政,無法在網民眾目睽睽的“玻璃房”里工作,難免就會在信息傳播的大潮中處處被動。
　　在由互聯網所帶來的“微博時代”里,人人都是信息傳播者,如果廣大黨員干部未能及時更新信息傳播學知識,難免會導致在信息傳播領域出現熱點新聞事件,就會給工作帶來負面影響。
　　有學者根據自媒體的特征研究指出:以互聯網為代表的自媒體是一個混沌系統,其傳播是從有序到無序再到新的有序的循環過程,其結局具有不可預測性。在自媒體時代,各種不同的聲音來自四面八方,“主流媒體”的影響逐漸變弱,人們不再接受被一個“統一的聲音”告知對或錯。每一個人都在獨立獲得資訊,并對事物做出判斷。
　　微博具有核裂變式的傳播能量。微博信息的裂變式傳播就像核裂變一樣,一個重原子的原子核分裂為兩個或更多較輕的原子核,在分裂時兩到三個自由中子釋放出巨大能量。裂變不斷地傳遞,能量也就不斷地增加。然而,微博信息的裂變式傳播包含正負兩方面的傳播,我們通常把不好的、壞的、消極的信息稱之為“負面信息”,把虛假的或經過“加工改造”的信息裂變式傳播稱為“負裂變”傳播。與之相對應的是“正裂變”,也就是正面信息在傳播中的裂變過程。有報道稱,全球網民轉發負面傾向信息的比例為40%,中國是62%。中國有一句諺語叫“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正面消息的傳播通常需要龐大的推動力,需要消耗極大的外力,但微博的最大特點就是“壞事傳千里”,其傳播速度之快令其他新媒體望塵莫及。
　　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董天策認為,網友潛意識地“看熱鬧”,實則體現了社會規范在社會轉型期的失序。當海量信息洶涌而來,博友當然更愿意分享、轉發那些被精致“包裝”的信息。面對假信息,有的網友將問題歸結到信息的發布者、編輯者和轉發者身上,并且大聲疾呼“自媒體時代,每個人都要自律”。但每個傳播節點的博友首先是傳播者,他們并不具備媒體人的專業素養,而且這種素養的形成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政府和微博平臺的經營、管理者理應在其中承擔起責任。
　　很多事實已經證明,微博傳遞的信息偏差使不少官員陷于被動的境地。新時代信息傳播環境下,信息傳播和政府工作息息相關,考驗的是政府官員的應急處置能力。在新的輿論環境和社會格局下,政府機構及其工作人員如果還不能冷靜應對,無法在互聯網的雜音中執政,無法在網民眾目睽睽的“玻璃房”里工作,難免就會在信息傳播的大潮中處處被動。
　　2011年6月,四川會理縣領導考察鄉村公路的照片,被某論壇網友發現了PS處理的痕跡。網民批評政府弄虛作假,并紛紛進行PS炫技,把會理地方官員PS到中外名山大川和各種新聞現場。會理縣政府迅速在新浪開設認證微博,回應“四川會理政府網登領導‘懸浮視察’照”事件,并貼出2張領導考察現場原圖。縣領導還以自嘲的心態,和網友們一起欣賞那些PS照片,最后又向網友“討饒”:感謝大家讓我們“免費環游世界”,現在我們已經回到了工作崗位,也請大家把目光轉向美麗的會理。人民網輿情監測室秘書長祝華新稱贊“這個‘懸浮照’事件的政府危機處置,簡直是一次漂亮的‘反向營銷’,真是小地方有大智慧!”
　　“懸浮照”事件讓我們看到,參與性在微博的公眾圍觀中獲得了最大程度的尊重與拓展,并且直接介入到了公共事務的決策和評價過程中。微博豐富了公共領域功能,也成為政府部門在傳統信息發布渠道之外的有益補充。祝華新說:“很多負面事件,首先是政府的公共管理危機,然后才是輿論危機。打壓媒體報道,封堵網絡輿論,并不能使政府工作的缺陷消失,而只會小事拖大,大事拖砸。”
　　因此,政府在應對負面信息傳播激發的民意時,應當抱一種理性的公共輿論精神,具備一種深入理解公共輿論的結構與功能的品質。著名的公共輿論研究專家李普曼早就指出,公共輿論來無影去無蹤,往往讓人無從捉摸。但這不等于說公共輿論沒有價值,相反,其價值只有在自身篩選中才會凸顯出來。而唯有在構成輿論諸沖突看法的相互碰撞中,方能逐漸浮現出理性或成熟的公共意見。
　　面對互聯網時代信息傳播、參政的新情況,一些黨員干部常常沿循著一種敵我截然劃分的思路來對待不一致意見,總是要教人劃分界限、站對陣線,而且將輿論與傳統媒體對立。事實上,公共輿論是權力與權利各方,政府部門、社會公眾和精英階層等共同營造的產物,并非某一方或某一群體的專利品。面對來勢洶涌的信息傳播大潮,廣大黨員干部既不必大驚小怪,也無須夸大其辭、危言聳聽,更不能以勢壓人、以權強控,而只有善于規范引導,并不斷增強自身的公信力,進而改善優化自身的形象,才是應對新時代信息傳播變革的理性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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